为什么我家不再抵制中国货

外商在第102届广交会上参观中国服装企业产品（摄于10月16日）。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有一天，我７岁的儿子说：“这个圣诞节，我就想要一块滑板。”

    他若是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宣布这个愿望，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在２００５年一整年，我家都在抵制中国货，而滑板就跟这个国家所有孩子想要的圣诞礼物一样，大多在中国制造。

    我们的抵制不是出于政治或产品安全的考虑。那只是一种试验，用以衡量我的小家庭与中国繁荣的出口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想要知道，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生活是否能摆脱中国——甚至我们是否有意愿这么做。

    “抵制行动”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儿子想要中国制造的玩具剑和怪物卡车，我们给他买丹麦产的“乐高”玩具充数；家里电器坏了，修不了也换不了；儿子要买运动鞋，惟一的替代物是产自意大利的网球鞋，为此花了７０美元。

    我们不惜“歪曲”抵制规则，有时甚至破例。不久就到了圣诞节，我们在德国玩具和救急的本国玩具上花了太多的钱。到１２月３１日凌晨，儿子惊喜地喊醒我们：“明天我就可以买香港产的东西了！”

    抵制行动结束的感觉真像是解放。“中国制造”重新回到我们的屋子，生活又变得轻松自如。数月前，随着有关中国的宠物粮、牙膏以及数以百万件含铅玩具被召回的消息，接连出现于报纸头条，我又开始提防“中国制造”标签了。我搜索整个屋子，翻找在许多召回事件中出现的金属饰品。

    不过，有一件事我没有去做。我没有停止购买中国产品。２００５年的抵制行为让我了解，我们与中国的联系太紧密，我们离不开它。

    抵制还教会我其他事：我不想拒绝中国。我不是忽视中国的人权记录或环境污染，但我相信解决这些和其他问题的方案在于转向中国，而不是背向中国。

    我的信念因而发生了大转变：我给蹒跚学步的孩子买中国积木玩具当圣诞礼物；我给女儿买中国生产的雪地靴；当我的儿子说想要一块滑板时，我直奔商店，发现一块滑板，我翻过来看到我预料会看到的字眼：中国制造。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决定，但在这个混乱、令人不安的世界上，做出一个小小的决定并不容易，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此，我将继续留意召回消息，但我不会把“中国”从屋子里全部扔出去。当我看到儿子踏上他的新滑板开始尝试滑行时，我想像着他一直滑行到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远离那里。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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