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青年潮：“少年中国”时的少年中国学会

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国家历史》供奇酷历史专稿，请勿转载。【《国家历史》杂志在线版】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初潮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作者：佚名]
　　[编辑：何大明]
　　[责编：左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