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登山漫游在历史的深处，以平常心，“同情的理解”，讲述大师鲁迅爱情的困苦与两难的处境，更讲述鲁迅的兄弟情、父子情、友情、人情……书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由鲁迅所接触的女性构成；另一系列，构成的都是与鲁迅交往密切或一度密切的男性。两个系列的“小叙事”颇能勾勒出鲁迅敢恨敢爱的一生。

都是月亮惹的祸？——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一段公案

一首诗引发的流言纠纷

1926 年11 月21 日，“狂飙社”作家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发表了情诗《给——》第28 首，诗中有几句写道：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不久，身在厦门的鲁迅，接到北京的韦素园的来信，报告了有关“月亮诗”的传言──也就是指高长虹自比太阳，而把许广平比做月亮，诗中“月儿我交给他了”，是说他把许广平交给了鲁迅。

鲁迅在同年12 月29 日复信给韦素园说：“……景宋（即许广平）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 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此外，高长虹在同年的11 月9 日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里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是在生活上，……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这所谓“生活上”的“让步”指什么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阳、月亮、黑夜”的说法。因为当时社会上对鲁迅的一举一动都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女师大事件”后，关于鲁迅抛弃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鲁迅与学生许广平之间的关系，有过不少流言。因此，有好事者将这首诗认为是高、鲁、许三人之间的“爱情纠纷”，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同一天，鲁迅也给许广平写了信，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拼命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

回顾高长虹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4 年12 月。从此时起到1926 年4月高长虹离开北京前的一年多里，据《鲁迅日记》统计高长虹去过鲁迅家七十多次，高长虹自己说与鲁迅见面一百多次。总之，双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莽原》创办初期，高长虹是出力最多的一个。他不仅在事务方面贡献颇多，在创作方面也奉献极厚。在《莽原》周刊创办的三十二期中，几乎每一期都刊载过他的文章。

然而两人何以出现裂痕，起因在于所谓“压稿事件”。1926 年8 月，鲁迅离京后，《莽原》的编辑工作就交给韦素园。本来《莽原》创办时，鲁迅曾提出由高长虹来做编辑，但高长虹最终并没有接。（因为他心系《狂飙》事业，想扩大《狂飙》阵容，转移《狂飙》阵地。后来高长虹在1926 年4 月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狂飙》周刊如高长虹自己所说的又“借尸而还魂”了。）而就在韦素园接替主持编辑不久，就发生了1926 年10 月的退回高歌（高长虹二弟）的小说《剃刀》不用、压下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不发的事情。同为狂飙社的高歌及向培良迅速向在上海的高长虹报告此事，高长虹马上在10 月17 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二期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信中对韦素园的攻击是很不理智，而对鲁迅，除发了一遍牢骚之外，是要请鲁迅出来说句公道话：“如你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而此时远在厦门的鲁迅，却不想再介入此事件中，不予表态、不予理睬。

高长虹紧接着发表的一万四千字的长文《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以及后来的一些短文，则展开了对鲁迅指名道姓的攻击乃至谩骂。而真正令高不满于鲁迅的，应该是他认为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的20 年代中期，需要再来一次思想革命，而唱主角的就是以他为首的“几个青年”，而鲁迅等成名的人，应该退居二线，给他们一些帮助就够了，由他找人来替鲁迅“说他自己想说的话”。他当时应邀参加《莽原》的创办，看来就是基于这种想法。但他似乎想都没想到他是否具备领导一场思想革命的本事呢？他一开始就雄心万丈了。于是当鲁迅又被称为“思想界之权威者”时，他怎能不愤慨呢？对于高长虹的谩骂，鲁迅都一一加以反击。

1 [2] [3] 下一页>>

　　[作者：佚名]
　　[责编：何大明]
　　[编审：左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