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大厦的基础工程

万物复苏之春，中国当代诗坛也迎来了一件令人欣慰与喜悦之事：诗史学专家，版本目录学家刘福春，经过二十个寒暑的拼搏，终于把一部收有17800余种新诗及新诗论书目，计160万言的煌煌巨著《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奉献给当代诗坛和学术界。这不仅是中国新诗史上破天荒的创举，也是中国新诗大厦的一项基础工程。新诗从1917年诞生以来，已走过了90年的里程，此间代代诗人层出不穷，新诗、诗论集出版了可能有数万种。这些诗集、诗论集构成了壮丽辉煌的图书长廊，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但是，它们的确切数字有多少？不同的流派，社团各有多少著作问世，这对文学史家，新诗研究家来说，是最迫切想知道的，这对他们的研究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多年来，研究家们只是凭借自己所接触的阅读范围，各自获取所需，尚缺乏总体的把握和探析。现在有了这部书刊总目，就弥补了新诗史学史上的一项空白，为人们所从事研究工作、撰写文章和著作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因而，它的出版，其重大意义可想而知。 　　编撰人刘福春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学者。几十年来，他虽对当代诗坛非常熟悉，但从不随波逐流，赶风潮、赶浪头，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奔跑穿梭于全国各地，特别是各省市和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收集那些时间久远的出版书目，与此同时，还和海内外华文诗界及许多民间诗社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收集最新出版的诗集和诗论集，因而使得这部汉语诗歌的新诗集、诗论集的总目中，能够跨越80余年的时光，把从1920年1月出版到2006年1月出版的新诗集、诗论集尽收入这部大典中。设想，如果编撰家耐不住寂寞或厌弃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乏味的查阅书目线索和复印各种材料的工作，这部著作就不会诞生了。同样，如果耐不住清贫，以其高超的写作能力去赶场，“走穴”或和商界挂钩投身于一些文化商业炒作中，这部著作也不会问世。作者这种刻苦、勤奋和甘于贫困与寂寞而为一种事业献身的精神，特别令人敬佩！当然，这也离不开他的贤内助徐丽松女士，她不但理解他，而且支持他。既容忍他在“所有房间里堆满了‘与新诗有关的纸’，”还帮他“联系作者，寻找诗集、诗刊，做了大量实际工作。”这对贫苦“鸳鸯”的互助互帮精神，也值得人们赞许。 　　该书还有一项值得一书的可贵之处，即：书前还印制了26页附有20年代至40年代最为珍贵的新诗集和诗论集封面照片，共47帧。如1920年1月上海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这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部新诗多人集；1920年3月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这又是有史记载的第一部个人的新诗集；还有1928年郭沫若《女神》的第七版（第一版1921年8月出版），1925年9月出版的《志摩的诗》，1927年出版的李金发的《食客与凶年》，1928年1月出版的闻一多的《死水》，1933年8月出版的戴望舒的《望舒草》，1936年11月出版的艾青的《大堰河》，1947年5月出版的胡风的《我是初来的》（第一版为1943年10月出版），1943年12月出版的高兰的《高兰朗诵诗》，1946年6月出版的《任钧诗选》，1947年2月出版的田间的《她也要杀人》，1947年4月出版的臧克家的《生命的零度》，1948年1月出版的辛笛的《手掌集》，以及1921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批评与讨论》，1941年9月出版的艾青的《诗论》，1943年12月出版的李广田的《诗的艺术》，1944年11月出版的冯文炳的《谈新诗》，1947年12月出版的朱自清的《新诗杂话》等等。把这些新诗集和诗论集当时的面貌介绍给广大读者和研究家，真是弥足珍贵，它们的文献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由于时间和资料所限，刊物部分尚未能整体印出，自是遗珠之憾。好在福春正年富力强，资料已大致齐备，不久的将来，诗歌刊物编目自会呈现在众人面前。 　　总之，这是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大型工具书，其对当代诗坛和新诗发展的贡献将会载入史册。 　　《中国新诗书刊总目》　刘福春编撰　作家出版社

　　[作者：佚名]
　　[责编：郭鹏]
　　[编审：左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