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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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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永州新闻网]   [作者:张源]    [编辑:蒋银辉 二审:于光林 三审:唐小莽]    时间:2020-07-25 14:38

永州新闻网讯 (通讯员 张源)江永县位于湖南边睡,乃湘桂边界,瑶汉杂居之地,楚风瑶俗互相熏陶,儒释道等诸多思想在此汇聚,孕育了多元的特有文化内涵。点、竖、斜、弧,四种笔画在指尖勾勒出一种古雅秀逸的文字,这就是一度震惊世界的“女书”。



女书具有双重含义,分‘狭义’和‘广义’。狭义上的女书又名“女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且仍在沿袭的一种特为女人存在的女性文字,它诞生在汉朝,是汉字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属汉语方言的音节文字中的一种,起源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在江永、道县一带的妇女中广泛流传。广义上的女书是一种文化,包括女书文字创作、改编和记录的民间口头文学、写有女书文字的物件以及产生女书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与风俗习惯,有着浓厚的地域象征和意寓特色。

女书有“传女不传男”——仅限女性交流使用的独特习俗。旧时的女性虽然受到父权社会压迫,被剥夺了与男性同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与人身自由,但亦不畏惧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触,寄自己对当地父权制、婚姻制度的不满于女书之中。而在当下,由于女书中深刻的女性意识和不容忽视的女性文化色彩,受到西方学术理论训练的学者往往被女性主义等研究思潮所影响,已有的研究多是从单一‘压迫女性’的视角延伸,从而对女书中‘诉可怜’的题材做出相关理解,空有理论框架而没有考量女书文化多样的历史意涵与社会功能性。

江永县属于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合之地,尤以汉族和瑶族为主,女书在这种多民族的聚集地产生并发展,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独特的女红文化、歌堂文化、结交文化、礼仪文化、节日文化等。女书习俗囊括了江永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她们的生活状态和文化特质,承载了她们的悲欢喜乐。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究,发现在江永县女书的流传区有很多丰富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体现出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价值,如:斗牛节、吹凉节等。在斗牛节,未婚的女性会邀请出嫁不久的好友姐妹回来聚会,她们一起唱读女书,并且互相赠送女书和绣有女书的物件。吹凉节在农历六月初六,也是姐妹聚会的日子,她们相聚在阴凉的地方,唱读和鉴赏女书。女书的发展跟当地的节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节日在体现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对女书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女书习俗还反映出浓烈的鸟图腾崇拜、原始稻作文化、“干栏”住宅建筑特色和文身习俗等古越文化特质现象,江永上江圩一带使用女书的妇女,无论是文化仪式、节日习俗还是日常生活,皆爱穿戴绣有女书娟丽字体与火鸟图腾的红瑶服饰。在象征人类学的语义体系中,服饰一类的文化符号含有表达观念及传递信息的能指,江永的红瑶服饰便含有这样的文化象征意味,它是使用女书秘密交流的女性对这样一个隐秘性族群认同的身体再现,是本族群的全体成员对自己族群的归属认知和强烈的感情依附,也是族群记忆的符号隐喻。

结拜姊妹,又称结老同,是女书文化发生地最常见的女性习俗。过去在江永,只要妇女们情投意合,不论年龄大小,家庭条件,都可以结拜姊妹。这种风俗最早源于何时,目前已不可考,有关这种风俗诞生的原因,就清中期以后所修的县志和资料来看,一方面是,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使得女性不用下地干活,她们只需要裹得小脚,在阁楼上学做女红即可,从而相对的创造了私密的空间与时间联络姐妹。另一方面,当地的男权文化禁止妇女书写学习汉字,这一方面断绝了女性获得教育的可能,却也给被权力束缚的女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女性可以创造只有自己才懂的女书进行交流。结拜姊妹的方式有多种,有父母做主挑选姐妹的,有主动写信表达结交愿望的,还有通过女性集体活动来结交姐妹的。待结老同成功后,姐妹间便用“女书”通信问候、互诉心事,也经常互访,有时候会在对方那里住上十天半月,聚在一起作女红、唱女书、结伴出游,在生活、情感上互帮互助。如“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所说,“当情感隐藏于内,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特质。如果从情感的外在表现看,则是一种社会行动。” 我们需要一种能将女书这样看似个体层面的情感体验与特定的社会趋势贯通起来分析的视角。

在江永的婚嫁习俗中,“哭嫁”和“坐歌堂”两种是较为突出的形式。常见的有叙事歌、盘歌、儿歌、诉苦歌、劝慰歌等,内容篇幅上虽有长有短,但无一例外都有完整的情感表达与意境,这又与它们的创作者--新娘的伴嫁姑娘都需提前半月住进待嫁姑娘家里,与待嫁女共同生活、为坐歌堂进行准备演练、集体用女书创作新歌脱不了干系。在江永的一场婚嫁礼事中,最为热闹和富有情趣的部分便是“坐歌堂”了,这也是较为常见的旧时女书的传播载体。“坐歌堂”主要以对歌为主,通常由新娘的婶嫂、其他姐妹组为一方,新娘和伴嫁姑娘、手帕贴己为一方,两方一连对歌三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女书中有“人寂书焚”的习俗--女书创作者死前都会委托自己的手帕交将生前记载了女书的女书的书信、饰品、刺绣一一焚烧殆尽,因此现传的女书史料不多,而在对女书歌的考察中发现,大部分‘歌堂’都是现编现唱、即兴创作,歌词工整地对应七句式,即使偶有个别会先创作一批女书歌谣备用,再在坐歌堂时选唱的,也让人不得不为伴嫁姑娘们娴熟自然的创作功底和结拜姐妹之间的深厚情谊叹服。

尽管女性在江永众多的女书文化仪式中逐步构建了独属于她们的主体意识,在形式上,女书在江永地区的风俗仪式中展现的女性声音与其解构“男性中心意识”的态度依旧是相对温和的。如果把江永女书看作在一个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以共同女性信仰、女书习俗为媒介串联起来的完全属于女性的私密公社,妇女会在在某些时刻自发性抵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假设对她们的潜在压迫。但更多时候,让她们凝聚起来的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和社群,也在另一方面夸大了文化制度和规范对她们生活的影响力,削弱了她们的主体意识与反压迫的声音,遏制了更深更远的发展。

女书为江永女性提供了一个乌托邦似的话语空间,尽管独立自由的表现下仍是无法逾越的男权边界,却依旧宣告了这种温和的反抗社会规训的方式成立,它是女性之间精神寄托的依附信物,亦是古老文字符号刻画的绵绵延续……



作者 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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